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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澳大利亚过失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及抗辩--从一起医疗纠纷案谈起

www.zige365.com 2009-5-6 11:30:59 点击:发送给好友 和学友门交流一下 收藏到我的会员中心
孟金梅 
 
  
这是2003年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判决医生要为其实施的失败的绝育手术承担过失侵权责任的一个案例,医生要赔偿原告的损失,其中包括支付原告在绝育手术后所生孩子的抚养费。此案成为澳大利亚媒体一度逾逐的对象。

一、案情介绍

2003年7月16日,澳大利亚最高法院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对一起医疗纠纷上诉案作出的(2003)38号判决轰动了整个澳大利亚,各大报纸纷纷报道并展开讨论。此案的基本情况为:原告麦考尔(Melchior)夫妇1984年结婚,两个女儿分别于1985和1988年出生,之后他们决定不再生育子女。1991年11月28日,麦考尔夫人(一审第一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首次向坎特拿曲(Cattanach)医生(一审第一被告,二审第一上诉人)咨询绝育事宜,当时麦考尔夫人称其15岁时在阑尾手术中右卵巢因血肿被切除。从此后到手术前,麦考尔夫人按照坎特拿曲医生要求作了相应术前检查,包括血液及B超检查,结果表明无任何不适合手术的情况。1992年3月13日,坎特拿曲医生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一家名为瑞德兰德(Redland)的昆士兰州政府公立医院为麦考尔夫人作了绝育手术,将该夫人的左输卵管结扎。但是,麦考尔夫人却于1996年44周岁时怀孕并于1997年5月29日生下十分健康的儿子杰丹(Jordan)。为了搞清楚该绝育妇女怀孕的原因,整个分娩过程均有医疗专家在场。分娩之后,专家检查产妇子宫发现有一小碗状组织粘连在子宫上,经切片检查,此粘连物为扭曲的右侧卵巢,极有可能是该妇女15岁时手术后的后遗症。由于该产妇左侧输卵管结扎仍然有效,专家得出结论导致该妇女怀孕的原因在于右侧卵巢。由于右卵巢与子宫粘连在一起,故术前B超检查无法发现右卵巢,坎特拿曲医生误以为原告妇女的右输卵管和右卵巢已在早些年被一并切除,故仅对左输卵管进行了结扎手术。得知真相后,麦考尔夫妇以医生疏忽大意(negligence)为由一纸诉状将医生及昆士兰州政府告上昆士兰州高等法院,要求被告承担巨额的赔偿金。2000年8月23日,昆士兰高等法院作(2000)285号判决,内容为:第一,两被告向第一原告麦考尔夫人赔偿包括肉体痛苦、丧失美好生活享受、已支出费用以及收入能力降低等各项赔偿共计103672.39澳元;第二,两被告向第二原告麦考尔先生支付3000澳元作为因其妻子怀孕生养而导致丈夫配偶权受到影响的补偿;第三,两被告向两原告赔偿因抚养儿子杰丹至18岁成年而已经支出以及将来支出的抚养费用共105249.33澳元。坎特拿曲医生及昆士兰州政府对一审判决中的第一,第二项判决并无异议,但无法接受第三项判决即由被告方出钱将孩子抚养成人,故向澳大利亚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经过近三年
的诉讼,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对这起医疗纠纷上诉案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对此离奇的索赔案件,社会一片哗然。有支持者高呼这是过失侵权法的胜利;反对者则认为将可爱的孩子等同与物件来计算赔偿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医疗界自然大表不满,声称法官的判断简直是匪夷所思。更有甚者,有些人公然宣称有机会一定找碴与医院打官司以获得巨额赔偿。由于法律文化以及社会制度等的差异,本文对判决不做任何是非评价,仅联系此案对澳大利亚过失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作一简要分析。

二、澳大利亚过失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

澳大利亚属于普通法系国家,其侵权法根源于英国。澳大利亚的过失侵权民事责任构成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被告对原告负有注意的义务(duty of care)

过失侵权作为侵权行为法的一个独立部分开始于1932年英国的多那荷(Donoghue)诉史蒂文森(Stevenson)案。此案中,原告的朋友购买了被告生产的姜味啤酒送给原告。原告喝酒时发现酒中有蜗牛尸体,便以引发肠胃炎和受到精神刺激为由起诉被告要求赔偿,被告则以与原告无任何合同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审理此案的安特金(Atkin)大法官认定被告对原告负有注意义务,应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安特金大法官在判决书中对注意义务进行了十分经典的阐述:“作为一个人应该关照并爱护与自己相关的人(neighbour),而绝不可伤害他,这应该成为一项法律。谁是相关人呢?因自己主观原因导致的作为或不作为而直接受到影响的他人为与己相关的人。应该铭记在心的是,任何人都应该合理注意自己的行为,提防因自己的作为或疏忽而可能给相关人造成的损害。”据此,审理此案的安特金大法官认定饮用啤酒的原告为生产啤酒的被告的相关人,被告对原告负有注意义务,被告生产的啤酒含有蜗牛,违反了对原告的注意义务,给原告造成精神刺激,应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

合理预见可能给相关人造成的损害成为注意义务的基础。普通法中相关人的范围极为广泛,比我国民法中的相邻关系各方仅限于不动产相邻各方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很典型的注意义务关系人包括医生和病人,老师和学生,父母和子女,律师和委托人以及雇主和雇员等。

本案中,坎特拿曲医生和麦考尔夫人为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当然是注意义务关系人。

2.被告违反了注意的义务(breach of duty of care)

被告是否违反了注意义务取决于被告是否能合理预见可能给他人造成的危险(risk),这需要法官结合案情具体分析作出裁判。例如,1980年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判决的永郡政府上诉西特案(Shirt),最高法院认定永郡政府将深水标志放置于浅水区存在过失,违背了对社会公众的注意义务,西特跳水撞及水底石头致头部损伤应由永郡政府承担责任。再例如1999年的一项判决认定(Rowes)热窝斯公交服务公司应对考婉(Cowan)承担赔偿责任,因为该公司屡屡将车停在一个交通状况比较危险的地方让乘客下车,17岁的考婉下车后穿过道路时被过往的车辆撞伤,法官认为热窝斯公交服务公司知道此地为危险地段却仍然将车站设在此处,它应该合理预见乘客在此处下车可能会有危险,但却没有更改停车地点,即对乘客违背了注意义务,故应承担赔偿责任。1988年澳大利亚新南维尔士州法院对Phillis诉Daly案的判决则认定了被告对原告的损害不负合理预见义务,此案原告因在被告宾馆地面立的几截装饰木桩上行走摔伤而起诉被告,法院认为被告仅将这些立着的木桩作为装饰之用,要求被告想到有人可能爬上去走着玩并可能受伤而应采取相应防护措施超出了被告合理预见危险的范围,被告并没有对原告违背注意义务,原告的损失由自己承担。本案中,法官认为,虽然坎特拿曲医生在给麦考尔夫人手术前为该夫人作了例行检查,但他不应该轻信麦考尔夫人告诉他的20多年前右卵巢被切除的陈年往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麦考尔夫人年仅15岁,少年无知,对手术更知之甚少,她对手术的切除情况都是听来的;二是常人都会对20多年的往事记忆模糊,坎特拿曲医生应该意识到麦考尔夫人很有可能是记错了从而更应该作仔细全面的检查。根据坎特拿曲医生手术记录:“右附件区有一清晰的向外突出的小碗状粘连物。看不到右输卵管和右卵巢,与病人所陈述的以往右卵巢及输卵管切除手术相一致。左卵巢和左输卵管正常。对左输卵管作结扎。”法官认定:该医生应该预料到避孕手术失败会导致怀孕,他却既没有对可疑的“小碗状粘连物”认真检查,更没有进行染色体检查和放射线检查来最后确定卵巢及输卵管,该医生违反了对麦考尔夫人的注意义务,导致麦考尔夫人怀孕生子,对此应承担责任,而作为医院开办方的昆士兰州政府管理不够严格,与雇员工作失误而造成的后果也难脱干系。

判断被告是否应合理预见原告的损失,是否违背注意义务而应该承担责任是很复杂的,只有法官具备了丰富的法律与生活经验,并具有公正的执法品德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判决。

3.被告违背注意义务给原告造成损害。

无论何种法律体系,均认可没有损害便没有赔偿。理论上,侵权损害包括侵犯财产损害和侵犯人身损害,侵犯财产损害产生的损失包括直接或现有财产损失和间接财产损失,直接财产损失指现有财产的减少,间接财产损失指应得而因被侵权未得的财产利益损失,在这方面与我国大体相同。由于法律体系不同,侵犯人身损害赔偿的基本原理与我国不同。在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大体分为致人死亡的赔偿、致人残废的赔偿和致人轻微伤害的赔偿。而在澳大利亚,对侵犯人身权损害赔偿的分析是从多年丰富的判例总结而来的。由过失侵犯人身而可能导致的赔偿为:第一,对金钱损失方面的赔偿,具体包括收入能力的降低或丧失(Loss of earning capacity)、医疗护理费用支出(Cost of medical and nursing care)以及其他金钱方面的损失;第二,对非金钱损失的酌情赔偿,具体包括对肉体疼痛和创伤(Pain and suffering)、丧失美好生活享受(Loss of amenities)以及寿命的缩短(Loss of expectation of life)等方面的赔偿。

本案的第一项判决是:两被告向第一原告麦考尔夫人赔偿包括肉体痛苦,丧失美好生活享受,已支出费用以及收入能力降低等各项赔偿共计103672.39澳元。其中:(1)原告麦考尔夫人在怀孕时左腿有静脉血栓症状,其怀孕期间身体不适并疼痛,丧失对美好生活的享受,并承受了怀孕分娩之苦,法官酌情给予30000澳元的赔偿,其中20000澳元以年息2%计算,期限为从怀孕到一审判决3.75年,共计利息1500元。两项合计31500元;(2)赔偿原告麦考尔夫人丧失的劳动收入3003澳元,以年息5%计算,计息期间3.5年,利息为525.52澳元。1997年5月分娩前,她在一所学校作临时工,照顾学生的生活,每两周工作3至4小时,每小时13.23澳元。5月分娩后至当年10月底均未工作,当年10月底至当年12月5日又返回学校工作,每小时为14.89澳元。法官综合计算麦考尔夫人损失的工资收入及利息为3528.52澳元。(3)赔偿麦考尔夫人劳动收入能力降低的费用10000澳元。法官虽然不能肯定麦考尔夫人的左腿静脉血栓是由怀孕造成的,但认定与怀孕有关,左腿静脉血栓会造成她将来不能胜任诸如售货员等类需要长时间站立的工作,会导致收入能力的降低,故酌情给予10000澳元赔偿。(4)赔偿原告麦考尔夫人已支出的其他经济损失15473.06澳元及附加利息543.69澳元共16016.75澳元。其中,孕妇服支出266澳元,以年息5%计算,期限3.5年,计息46.55澳元。交通费支出565澳元,以年息5%计算,期限3.75年,共计息105.93澳元。其余为住院费和医疗费支出14642.06澳元,计息391.21澳元。(5)赔偿过去及将来的孩子看护费共计42627.12澳元,其中,判决之前的孩子看护费13300澳元,法官同意原告提出的孩子出生后4个月内每天看护3小时,4个月后每日看护1小时的观点。双方同意判决之前孩子的看护费以每小时10澳元计算,共计13300澳元,法官认定年息2%,计息期限3.2年,利息851.12澳元。原告提出今后10年孩子的抚养费用为37950澳元,法官认为此笔费用是建立在麦考尔夫人左腿有静脉血栓,身体不便的基础上,无证据表明麦考尔夫人左腿静脉血栓就是由怀孕所引起,故法官将此笔赔偿扣减25%,再由于照看孩子是她心甘情愿做的事,故再扣减3%,余额为28476澳元。此五项合计103672.39澳元。

第二项判决为两被告向第二原告麦考尔先生支付3000澳元作为因其妻子怀孕生养而导致丈夫配偶权受到影响的补偿。原告麦考尔先生称,其妻怀孕期间神情紧张,态度沮丧,影响双方的幸福生活,夫妻生活更大受影响,孩子的出生成长也给他们带来精神压力,麦考尔先生得不到妻子像以往一样的关爱,坎特拿曲医生实施的避孕手术失败导致孩子出生侵犯了他的配偶权。法官则在判决书中进行了入情入理的分析:“虽然生养孩子会使夫妻关系受影响,但两人始终生活在一起,麦考尔夫人并没有因怀孕分娩而影响生活自理能力。虽然孩子出生头三年里会使家庭感到吃力,但这种压力会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而得到缓解。相信这个可爱而健康的男孩会为父母带来快乐和幸福,他决不会成为夫妻矛盾的根源。”由此推论,法官酌情给予3000澳元赔偿。

第三项判决为两被告向两原告赔偿因抚养儿子杰丹至18岁成年而已经支出以及将来支出的抚养费用共105249.33澳元。本案的原告甚至将孩子在18岁前每周需要看一张光碟的支出计算在生活费内,对此法官不予认可。法官认定过去已支出的抚养费用为17698.8澳元,以年息5%计算,期限3年,利息2655澳元。原告提出将来的抚养费用为112870澳元,法官认为一次性支付扣减5%比较合适,另外原告在起诉中考虑到其他因素自愿扣减12%,法官予以认可并计算出将来的抚养费用为84895.53澳元。

三、澳大利亚过失侵权民事责任的抗辩

过失侵权的抗辩事由包括:

1.混合过错(Contributory Negligence)

指损害结果的发生是由原告和被告双方的过失共同造成的。如果被告主张混合过错的抗辩能够成立,则可以减轻自己对原告的赔偿责任。 

在英国普通法早期,混合过错是一条很有效的抗辩理由。例如,1809年英国巴特非尔德(Butterfield)诉福来思特(Forrester)案,原告骑马撞到被告插在道路上的杆子受伤,法官认为虽然被告将杆子插到路上不妥,但黄昏时分原告仍然是能够清楚地看见杆子并躲避绕行,原告的损失是由自己的疏忽所致,损失由自己承担。自1911年起,从审理海上船舶碰撞案件开始英国过失侵权法判例逐渐从混合过错为绝对抗辩理由到相对抗辩理由转化,即从由被告不承担任何责任转到原被告双方按照各自的过错大小分担损失。1945年英国《法律改革法》正式废除了混合过错为绝对抗辩而规定混合过错损失分担。曾经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澳大利亚也规定混合过错中双方过错的大小为决定双方各自承担多少损失的标准。

2.受害人自愿 (Voluntary assumption of risk)

自愿受害者后果自负,是西方的一句法律谚语。受害人自愿是指受害人同意他人损害自己的利益,其构成因素有三:受害人认识到危险的存在;受害人完全了解危险的情况;受害人自愿承受危险。自愿受伤者后果自负当然需要以合法为前提,比如,即使病人愿意,他人对其实施安乐死也是违法的。自愿受伤者后果自负通常适用于体育比赛,医院手术等情况。

3.原告的违法行为(Illegality)

原告在实施违法行为时遭致损害可以成为被告的抗辩理由。例如,1970年史密斯(Smith)诉杰肯斯(Jenkins)案,原被告偷窃一辆小车后仓惶开车逃跑,途中被告驾车不慎致使原告身体严重受伤,原告以过失侵权为由起诉被告,审理此案的法官驳回原告起诉,理由是两人共同实施犯罪过程中彼此不负有注意义务。当然原告行为违法这个抗辩理由不是绝对的,不等于只要原告在有不法行为的情况下,被告均对因自己的过失给原告造成的损害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例如,1978年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判决的杰克森(Jackson)诉哈里森(Harrison)案,原被告均无驾驶执照,原告向父母撒谎把车开出交给被告驾驶,被告驾驶失误发生车祸,导致原告受伤,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赔偿,法院认为被告违背了对原告的注意义务,原告有权获得赔偿。

本文分析的麦考尔夫妇案的被告不存在合理的抗辩事由。

相信在我国如果有类似的案件发生,法院的判决肯定会截然不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堕胎是受到政策鼓励的。医生实施的绝育手术失败不是孩子出生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母亲没有堕胎。而在许多发达国家,社会保障较好又不存在人口压力,加之基督教义所宣扬的堕胎是不道德的观念深入人心,故法官绝不会责难母亲为什么不去堕胎。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澳大利亚,与公立机构打官司,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公立医院,只要认为主办政府存在过失,就可以将作为开办方的政府列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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