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探索式“实验性建筑”而论，固存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水准是重要的坐标。如果两者与国际水准尚存公认的可资度衡的高差，学习与模仿仍属“探索”的首要课题；至于反叛型“实验性建筑”，需有堪称霸道的主导建筑流派为其标靶，如若其仅属“平庸化的多元探索”，又何苦与其纠缠？20世纪90年代是新中国商业性社会逐步建筑的好年景，商业取代政治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商业主导社会是多元化的基础（商业社会的基础却非多元化，而是对私有财产的独尊），建筑设计追随商业性并非有欠光耀之壮举，恰是在20世纪90年代商业大潮中建筑设计才有了长足进步，伪劣品欺行霸市原本是商业性不足的直接后果。商家斗智斗勇的市场亦属优胜劣汰的强者游戏，商业性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高品质。现而如今，建筑体终能蜕去政治性的外皮，正是群芳斗艳的绝佳良宵。生逢尧天舜日的建筑师应挺举自己的主义，响亮自己的口号，张扬自己的个性，何需借“实验性”雾化遮掩？
“实验性建筑”如果专指概念建筑或纸上建筑极为贴切，套用于已建成的建筑作品当属外延失范。众所周知，建筑学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提供消减乃至克服设计过程中不断呈显的实验性因子的理据，或者说为设计进程中必然遭遇的诸种选择、演绎、推敲、转换、创新…提供正当性的依据。设计过程自然是持续尝试的探索，然而设计的成果理应是实验的正寝。建成的作品已然锁定设计者的水准，再贴上“实验性”的标签已有搪塞推诿之嫌。而且，“实验性”与“建筑性”恰是南辕北辙的；或者说，建筑之本正是其“非实验性”的呈现。当然，如若文中的“实验性”仅属易象谦语，用以替换稍显率直的“不平庸”，基于叙事方便的权宜之计或也无谓苛求，但概念应清晰明澈经得起审查。否则如“后现代”之内涵丰腴，五湖四海放之皆准，和声复调音素难辨，如被尊为教父之约翰逊都矢口否认自己是后现代同仁。而 “实验性”之花环恐怕聪明如建筑师者，在牵手尚能饭否之际亦会礼让三分，有几多业主胆敢请“实验性”的建筑师呢？到时建筑师唯有多费口舌：“实验性”只属 “不平庸”的婉约矜持。
概念建筑或纸上建筑亦有悠远的传统。据奥尔索普考证，早在中世纪的欧洲大陆已有专事纯概念性探索的方案遗存，自文艺复兴至今有大量的此类画作、方案图、模型留芳后世，最为人熟识的当属勒杜一系列充溢着幻想的提案与密斯的玻璃摩天楼模型。在此界面，建筑学已然跨入纯艺术的境界，再没有客观条件的羁绊或托辞，迁升为纯个体意向之自由表现；建筑师终可超度物料之亡灵，潜心形式的冥想与演绎之维。此乃建筑师尽情抒怀梦想与演练想像力之最佳场所，因而，古往今来的大师们多是热衷此道的高手。（当今建筑界似乎还专有一类“纸上建筑师”，专心于各类奇思妙想，忘乎功利，纯是个体情趣的率性之作，为建筑界捐献出七彩风标。）建筑师缺乏源自性情的表现欲与专业热愫颇难登攀此道。此类探索偶尔演变成新风格新思潮的摇篮，因而也时受关注。国际上常有此类的展览与竞赛，为建筑师们交流思想切磋技艺提供平台，也偶有中华英杰获大奖的喜讯。
“90年代中国实验性建筑”一文对建筑理论与实践的国情之评述，笔者亦不便应和。文中称：“从表面看来，80年代以来的中国建筑理论与西方世界保持了高度的契合，当中国文艺界的前卫群体尚在追逐现代主义时，建筑界的热门话题却已是后现代主义，甚至是解构主义。”但是，“与这种理论和观念的超前形成巨大反差的，却是创作实践的苍白无力。”以至“实验性的前卫建筑更是无从谈起。”如此判断与笔者亲历的事件未能相契，对建筑师尚欠厚道。而且，在以“实践理性”操控的文明体系中，无论何种行当，发布理论超前而实践落后之捷报的赔率肯定甚高。
首先，即便从“表面上看”与西方理论保持“高度的契合”仍欠缺有效的物证。建筑理论之“表面契合”当然也需对应的学术专著或译著，概不能说延时享受了几个引进的专用术语就言之“契合”吧？（“契合论”亦非子夜春风，透视着80年代以来某些热心人士热衷时尚观念的追逐，将观念等同于理论，误将素昧的主义话语当作知识性的探索。）先说最热门的解构建筑，屈米与埃森曼自然不可缺席，两人的作品集、著述、相关评论不可谓之少，惜未见中文译本。曲而寻其次，即便较客观的评译文章亦难得一见，据此应有理据给解构的“超前”点个小小的问号。再说似已日渐式微的后现代，格雷夫斯是公认的旗手之一，且十几年前就已享功名，至今仍未见其作品集或相应专著面世，其余的众干将多也是零星简说之类的文章，后现代的几本主要论著也仅有詹克斯的《后现代建筑语言》之节译本。后现代的“超前”或也属“疑问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