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中国的建筑的发展及其多元化的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建筑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大规模、有计划的国民经济建设，推动了建筑业的蓬勃发展。中国现代建筑在数量上、规模上、类型上、地区分布上、现代化水平上都突破近代时期的局限，展现出崭新的姿态。在政治路线、经济建筑、意识形态、建筑方针政策、建筑科学技术、传统建筑文化、外来建筑文化、建筑创作思想等一系列直接的、间接的因素制约下，中国现代建筑风格大体上经历了以下的演变过程：1、50年代前期的复古主义 1953年，中国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建设的第 1个五年计划。在全盘学习苏联的热潮中，建筑界接受了苏联当时的建筑创作理论，把建筑创作等同于一般文艺创作，把西方现代建筑形式视为“没落的世界主义”文化，把强调民族风格当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把“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提到建筑创作方向的高度来贯彻，从而掀起了创造民族形式的热潮。在北京陆续建造了友谊宾馆、三里河办公大楼、地安门宿舍、中央民族学院、亚澳学生疗养院等建筑。在其他城市也出现了重庆大会堂、杭州屏风山疗养院、南京农学院教学楼、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组群等建筑。这些建筑基本上沿袭着20～30年代的古典式手法，以局部应用大屋顶为主要特征。这种一刀切地普遍滥用大屋顶，形成新中国建筑中一股被称为复古主义的潮流。与此同时，也建造了一批不带大屋顶的、以在古典构图体量上采用传统细部装饰为特征的民族形式建筑，如北京首都剧场、建工部办公楼等。这阶段也出现了像北京和平宾馆（1951，杨廷宝设计）、北京天文馆（1954，张开济设计）、广州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大楼（1955，夏昌世设计）、北京电报大楼（1956，林乐义设计）等摆脱传统形式束缚、格调质朴清新的出色作品。
2、国庆工程和中国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的出现，为迎接国庆10周年，北京建造了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中国美术馆、北京火车站、全国农业展览馆等十大建筑。建筑界在批判复古主义之后，曾一度过分强调节约，几乎完全忽略了建筑艺术问题，建筑创作思想沉闷，国庆工程设计激起了建筑界对中国现代建筑风格的新探寻。1959年 5月在上海召开了住宅标准及建筑艺术问题座谈会，提出了“创造中国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的口号，主张在学习古今中外建筑上一切好东西的基础上，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新风格、新形式，国庆工程正是这种新风格探寻的重大实践。在这些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文化意义、纪念意义和复杂功能要求的建筑创作中，为新的大体量、大空间、新结构建筑寻求民族风格作了多种形态的探索，设计手法有明显进步，但基本上仍未超越近代古典式、折衷式的范围，没有摆脱中国和西方的古典构图体量和装饰元件的沿用、改造。这批建筑对各地大型公共建筑创作有较大影响，一度成为各地建筑探寻新风格的样板。 3、广州风格的崛起，60年代前期，中国处在经济调整时期，非生产性建设基本停止，建筑创作活动冷落。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进入“设计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建筑设计队伍受到严重摧残，广州的建筑工作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少量建筑活动，在冷寂的建筑创作园地中，广州的建筑师在他们为出口商品贸易活动所设计的一批宾馆、展览馆、剧院等建筑中，在建筑风格的探索上勇敢地迈出创新的步伐。广州白云宾馆、矿泉别墅、友谊剧院等都以自然的、切合功能实际的平面安排，灵活通透的空间构成，明朗清新的造型格调，体现了现代建筑的时代精神。他们创造性地在现代建筑中有机地融合进具有传统特色的庭院、园林，造就了富有现代气息、又有浓郁民族意蕴的建筑意境，形成着引人注目的广州风格。广州风格的崛起，突破了长期以来通过中西古典构图体量和传统装饰元件来塑造民族形式的造型特征的局限，开始了以现代设计方法创造具有民族意蕴的建筑空间环境的尝试。同时，北京、杭州等地也出现了一些格调清新的建筑，如北京国际俱乐部、北京友谊商店、杭州机场候机楼等，它们和广州风格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建筑风格发展的重要转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