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建筑学中对结构正确性的关注是伴随着理性主义的成熟而产生的。16至17世纪，现代科学的建立、资产阶级的兴起和随之而来的启蒙运动造就了建筑学术的空前发展，这种发展大致有两种取向：一是借鉴自然科学与工程学的思想方法，研究建造过程中的实质与意义的理性主义思潮；二是借鉴古代建筑形式（特别是希腊和罗马的建筑主题），研究建造结果中的经典美学（或诗学）与人文关怀的浪漫主义思潮。显然，两种取向中，与结构正确性关系密切的是前者。

       根据赫胥特伯、弗兰普顿等人的研究，建筑学的结构理性主义的起源可以回溯到18世纪。1706年，科迪默（Cordemoy）在他的《新建筑十书》（Nouveau Traité de toute l'architecture）中用秩序、分配和适宜取代了维特鲁威的实用、坚固和美观，反对巴罗克无修止的任意装饰，认为独立的支柱——把重力传至大地的基本构件——是希腊神庙和哥特教堂的“纯建筑”的基本要素。1753年，劳吉埃（Laugier）在《建筑论文集》（Essai sur l'architecture）中把由四根树干支撑顶棚而形成的棚屋视为一切建筑（或有目的人造空间）的原型，把通过重力的传承来实现空间遮蔽的功能列为建造活动的最基本目的。此棚屋是现代结构理性的先驱。1802年杜朗（Durand）在其创建的工业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中教授建筑时，传达了与巴黎美术学院针锋相对的思想。他在教案《要旨》（Précis, 1802-1809）中列出了对应于不同功能的结构平面布置方案，是结构理性与建筑类型学相结合的早期实例。建筑师勒布罗斯特（Labrouste）的法国国家图书馆书库及主阅览室的设计明确地体现了当时的结构理性思想，室内所有的线条，从支撑采光顶棚的钢书架到楼面格栅和回廊栏杆，都是起到结构作用的构件，纯装饰或象征意义的古典线条荡然无存。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虽然来自建筑学内部的结构理性主义仍在发展，并在佩雷（Perret）、高迪（Gaudi）和芝加哥学派的许多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真正把结构理性带向高潮的，应该说是具备结构技术原创性的结构工程师们。以巴黎美术学院为代表的“正统建筑学派”对技术与工程学的排斥、文艺复兴时代建筑师的全体性工作方法的彻底丧失，使建筑师不得不面对具有讽刺意味的后果，即代表人类19世纪建造业绩的“纪念碑”不再是由建筑师创造的，而是由工程师创造的。

       首先是由钢铁工程大放异彩：泰尔福特（Telford）的泰晤士铁桥（1801），瓦特与伯尔顿（Watt and Boulton）的曼彻斯特工厂（1801），帕克斯顿（Paxton）的水晶宫（1851），埃菲尔（Eiffel）的巴黎铁塔（1855），罗伯林（Roebling）的布鲁克林大桥（1883），等。

       然后是一种比钢铁更为革命性的建筑材料——钢筋混凝土的应用。事实上，钢筋混凝土技术的发展是19纪纪的工程师们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对罗马混凝土的重新研究和现代化改进始于斯密顿（Smeaton）在世纪初的努力，并逐步在19世纪六十年代后达到了高潮，包括：莫尼埃（Monier）的线网加固混凝土构造专利（1867），海亚特（Hyatt）的钢铁与混凝土组合形成建筑材料的专利（1878），怀斯（Wayss）的莫尼埃构造标准工法（1884），以及赫内比克（Hennebique）对钢筋混凝土构造牢固连接问题的最终解决（1892）。这些成果使钢筋混凝土以一种全新的、可靠的、并蕴含了巨大的艺术潜力的可塑性材料的面貌出现在建筑界，导致了一系列重要作品的产生。如：贝尔格（Berg）的百年会堂（1913）使用密肋梁搭建起跨度达65米的穹顶；梅拉（Maillart）的阿尔弗桥（1936）完整地表现了单拱桥的现代化形式；奈尔维（Nervi）的佛罗伦萨市体育场看台（1932）、都灵展览中心C大厅（1949）则通过创造性的结构计算展示了钢筋混凝土在艺术表现方面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