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sher也指出了，1994年以来每一次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关的较大的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1997年的泰国、印尼和韩国，1998年的俄国和巴西，2000年的阿根廷和土耳其)一定程度上与固定的或者钉住的汇率制度有关。同时，没有实行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南非、1998年的以色列、1998年的墨西哥、1998年的土耳其则避免了实行钉住汇率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遭受的危机。在反危机国家的决策者强烈警告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不要实行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和其他软钉住汇率制度，要实行两极汇率制度，或者是角点的汇率制度，即选择硬钉住汇率制度或者是浮动汇率制，居于二者之间的汇率制度是不可持续的。Fisher又指出，对于新兴市场国家，钉住汇率制度无法维持长久，除非非常坚硬;可以有范围广泛的弹性汇率制度;可以预期，大部分国家会对汇率的变化做出反应。对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应排除实行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和在狭窄幅度范围内波动的汇率制度。但对其他资本尚未高度流动的发展中国家，即非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体，所有的汇率制度都可供选择。当更多的国家实行硬钉住的汇率制度，包括美元化和货币联盟，未来独立的国家货币会越来越少。剩下的独立货币之间的汇率大多数将是浮动的，只有大国，其货币政策和偶尔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将对名义汇率做出反应，并且有时影响名义汇率。

　　Fisher坚持，在中期，正如近些年来发生情况一样，由于中间汇率制度的减少，汇率制度更趋向于硬钉住的汇率制度。然而，长期来看，汇率制度的选择将取决于欧元和美元化经济的运行情况，从浮动走向硬钉住将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