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资本的跨国流动还引起了各个国家金融市场的逐渐统一。这种市场的统一，一方面表现为作为资本价格的利率的波动，在不同国家的金融市场逐渐呈现出明显的联动性，西方主要国家央行的决策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主要国家利率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快速响应，不同国家的利率差距缩小。另一方面也表现为金融监管、金融制度等交易规则的逐渐趋同，即金融资本“逐渐在相同的游戏规则下，采用相同的金融工具，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投资者和筹资者”。

　　最后，金融全球化具有明显的等级之分。在金融市场逐渐统一，利率联动性加强，金融制度逐渐趋同过程中，哪个国家的利率变动在整个国际金融市场中具有主导作用，采用谁的金融制度和“游戏规则”也使得金融全球化有了等级之分。美国的金融体系支配着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这是由美元的地位和美国债券和股票市场的规模所决定的。金融全球化并没有否定各国之间的竞争和发展不平衡，上世纪90年代后新兴市场国家加入金融全球化的进程，既标志着金融全球化的范围得以扩大，也标志着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各国之间的竞争与发展不平衡。

　　尽管人们对于全球化是否会发生逆转还没有形成共识，但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革命已经将爆发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可能性有所降低。两次全球化大潮的涨落带来了19世纪以英国霸权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和20世纪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表现为国际经济秩序更迭下由扩张走向停滞再到危机然后再周而复始的过程的变化。在这过程中，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升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轮全球化更表现出深度与广度远非1914年前的全球化可比，而以政府磋商代替战争的协商机制，也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也必定会以一种相对温和与持久的方式进行。

　　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的脱离

　　货币作为公共产品，其价值的稳定为我们提供了重大的社会效益，但货币又始终具有固有的私人商品特性，货币的这种矛盾性必然要求对货币进行谨慎的管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前，货币与黄金储备保持着一定比例的关系，迫使经济主体执行某种货币纪律。“信用货币属于社会生产过程的最高阶段，受完全不同的法则所支配”。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意味着货币与黄金储备的脱钩，各国发行的纸币从此再也不用与实物之间保持某种转换关系，国际货币体制进入信用货币时代。这也为金融资本的膨胀，尤其是国际金融资本的膨胀提供了前提条件。

　　自由化经济政策的实施为金融资本的膨胀提供了强大的现实基础。首先是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带来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这就产生了对衍生金融产品的需求。其次是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带来偏高的利率，高利率使生产资本也向金融资本转变，从而引起金融资本的膨胀。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2007年外汇市场日交易额就达到3.2万亿美元，而与之对应的“现实”国际贸易日交易额只有774亿美元，占日外汇交易额的2.4%。伴随着放松管制和金融创新的发展，新的金融工具不断出现，各国金融数量急剧膨胀，进入20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国家的金融资产数量也都大大超过了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3月份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已暴增到2007年末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的十多倍。其中，一半以上即近300万亿在美国。这样，国际金融的发展是根据自身的逻辑，与世界经济中的贸易和生产性投资不再有直接的联系，政府债券成为投机性金融的主要支柱。

　　汇率的不稳定性

　　由于国际金融的发展是根据自身的逻辑，与世界经济中的贸易和生产性投资不再有直接的联系，汇率的不稳定就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弗里德曼是1970年代金融自由化和浮动汇率的鼓吹者和支持者，在论述汇率问题时，弗里德曼曾经将汇率与夏令时——起做比较，认为“实行可变汇率的理由与实行夏令时的理由几乎是非常相同的……即使所有的人都希望改变其对时钟的反应模式，但改变指导所有人的时钟要比让每个人分别地改变其对时钟的反应模式要简单得多。在外汇市场上情况也完全如此。让一种价格发生变动，也就是说让外汇的价格发生变动，要比依赖于构成国内价格体系的众多价格的变动简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