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呈逐年下降趋势，而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却呈快速上升趋势；

    二是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不断强化；

    三是垄断行业收入畸高；一些行业凭借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轻而易举获取高额利润，并将其转化为员工的收入和福利。而这些过高收入与员工的劳动贡献和企业的真实业绩并不相符。

    四是一些不合理收入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如一些单位私设“小金库”，巧立名目滥发津贴补贴、非货币性福利等；一些行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涨价；一些行业人员收受红包、回扣、出场费等。这些被称之为“灰色收入”、“隐性收入”的部分，往往难以统计，也难以纳入收入调节范围。

    五是压低、克扣、拖欠工资等违反分配政策的现象大量存在。

    分配公平标准

    当然，收入差距并不完全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其中也有由于个人能力大小、努力程度不同、贡献高低造成的差距，这种差距是必然的、应该的，是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那些不合理、不合法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才是分配不公的表现。

    因此，理解分配不公关键是要明确分配公平的标准是什么。在初次分配中，主要应看分配与劳动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是否相称，贡献多则收入多，反之则收入少；在再分配中，主要应看政府是否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会福利等手段对分配进行必要的调节；在三次分配中，主要应看高收入群体是否承担社会责任，拿出部分财富帮助困难群体。

    韩志敏这几天很忙，骑着他那辆从二手市场淘来的自行车，在大风里从城东跑到城西，赶赴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招聘面试。24岁，在他的脸上看不到青春的痕迹。他告诉本报记者，每到一个单位，都要先去洗手间，洗洗脸，捊捊头发，让自己显的干净点。

    15天前，韩志敏还是一家杂志社的编辑，编文字、配插图、做封面他样样拿手。虽然这是一家事业单位的二级单位，他也很努力的工作，可是半年后，他的工资还是停留在900元上，生活捉襟见肘，想靠自己在呼市买房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最终让他下定决心离开是因为他感到了不公平。他们每次出了小样后是要通过老编辑审编，可是他每月见到老编辑只有那么一两次，他说老编辑根本不上班，都是他们在辛苦，可是工资却不及老编辑的一半。

    “我的工资不及同事的一半”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感到工资收入分配不公平并不只是韩一人，他只是一个代表，各行各业都存在这种现象。

    在新巴尔虎右旗，一位有着30年工龄的教师说，他们旗教育系统根据温总理去年提出的缩小收入差别，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改革了教育系统教职工工资。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工资今年工资套改涨了700元～800元，中级职称的教师只涨了200元，最惨的就是初级职称的老师和普通工人的工资一分钱都没涨。

    她表示，她的工龄比那些有高级职称的老师的工龄还长，可是工资却比人家的一半还要少。不但没有缩小收入差距，差距反而更大了。

    让人不解的是，在公务员岗位上，竟然也有同工不同酬。杜宁表示，她现在就陷入很尴尬的境地。别人以为她是公务员，其实是事业编制，同一个办公室刚调来的公务员，除掉公积金等每月可以拿到3500元，而杜宁除掉公积金等只剩1500元。

    据记者了解，在很多国企、事业单位、甚至大型民企，都存在多轨制用工现象，不同用工形式的员工之间工资待遇差别很大。在同样的工作岗位上，为单位同样奉献劳动，得到的报酬却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