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诊的理论和方法，经过几千年的发生和发展，已日趋完善，但中、日两国传统医学间的腹诊内容却有着“同”与“异”的不同变化。如从辨证方面看，中医腹诊只是作为一种获取信息的手段，很少有人单凭某一胸腹指征就作出是什么证型和用什么方药的判断。而日本汉方医的腹诊辨证，则实质上是以腹诊指征为中心的方剂或证候的组合，如对胸胁苦满可分成大、小柴胡汤、四逆散，柴胡桂枝干姜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等腹证；又如心下痞硬可分为痞坚、坚硬、石硬、坚满等证型；动悸可分成心中悸、心下悸、脐上悸、脐旁悸等证型可为例证。

　　 对辨证主要手段的认识上，中医几乎都只把腹诊视为一种辅助方法，而日本汉方医则视腹为生命之本，视腹诊为“方证相对”的主要手段。

　　 在辩证性和稳定性上，在整体的辩证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反映在腹诊方面中医也常认为同一种腹症可反映出不同性质的证型，如诊腹满，有时认为按之不痛为虚、痛为实，有时亦据全身表现而认为上下痛不可触者非实证…诸如此类的辨证性和灵活性，在中医腹诊中屡见不鲜；而日本则强调腹诊时方剂与适应证间的稳定性，特别是对经方的运用更严格要求原方原量，全不讲究灵活辨证的原则性。

　　 由于上述的特色，从而反映在对腹诊的研究方法上，中医着重在整体、辩证观点指导下探讨腹诊与证的联系并寻找有关的客观指标；而日本则主为一种现代的分析手法，注意微观局部表现及客观化的研究，尤其是着重在把腹诊与处方用药直接联系起来查找和运用相应的方剂。

　　 上述有关腹诊的有关内容和不同的探索途径肯定会为腹诊的发展带来新的线索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