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二：唐宋时期

　　张宝藏疗痢——奇

　　唐贞观中，张宝藏为金吾长上，尝因下直归栎阳，路逢少年畋猎，割鲜野食，倚树叹曰：“张宝长身年七十，未尝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僧指曰：“六十日内，官登叁品，何足叹也。”言讫不见。宝藏异之，即时还京师。太宗苦气痢，诸治不效，即下诏问殿庭左右有能治者重赏之。宝藏曾困其疾，即具疏以乳煎荜拨方，上服之立瘥。宣下宰臣以五品官。魏征难之，逾月不进拟。上疾复发，问左右曰：“吾前饮乳煎荜拨有功，复命进之。一啜又平，因思曰，尝令进方人五品官，不见除授，何也？”征惧曰：“奉诏之际，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防已授叁品官，我天子也，不即汝耶？乃厉声曰：”与叁品文官，授鸿胪寺卿。“时正六十日矣。其方每服用牛乳半升，荜拨叁钱匕，同煎减半，空腹顿服。

　　——《名医类案·卷四》

　　【评述】唐宋时期，中医学呈现明显的方术性质。理论面的发展较少，而方剂的收集和编撰则甚为昌行，如《普济方》、《和剂局方》、《千金要方》等大型方书均在这一时期完成，这与当时强调方药的背景是分不开的。本案即是一个例证。荜拨有温中行气理滞的作用，大抵尊荣人膏粱日进，寒湿内停，故以荜拨温中燥湿；又由其久食精粮，胃气不厚，乃以牛乳为佐，燥而勿伤，其配伍亦有独特之处。宫廷御医中亦不乏高手，想来太宗之病亦非难辨之证，却只为偏方所中，这提示我们选药用方之中，还是大有名堂的。

　　例叁：金元时期

　　李东垣论麻木——深

　　东垣治一妇麻木，六脉中俱得弦洪缓相合，按之无力。弦在其上，是风热下陷入阴中，阳道不行。其证闭目则浑身麻木，昼减夜甚，觉而目开，则麻木渐退，久则止，惧而不睡。身体重，时有痰嗽，觉胸中常是有痰而不利，时烦躁，气短促而喘，肌肤充盛，饮食大小便如常，为畏麻木不敢合眼为最苦。观其色脉形病，相应而不逆，经曰：阳病瞑目而动轻，阴病闭目而静重。又云：诸病皆属于目。灵枢曰：开目则阳道行，阳气遍布周身，闭目则阳道闭而不行，如昼夜之分，知其阳摔而阴旺也。且麻木为风，皆以为然。细校之，则有区别耳。久坐而起，亦有麻木，喻如绳缚之人，释之觉麻作，良久自已。以此验之，非有风邪，乃气不行也。当补肺中之气，则麻木自去矣。如经脉中阴火乘其阳分，火动于钟而麻木，当兼去其阴火，则愈矣。时痰嗽者，秋凉在外，淫在上而作也，宜以温剂实其皮毛。身重脉缓者，湿气伏匿而作也，时见躁作，当升阳助气，益血，微泄阴火，去湿，通行经脉，调其阴阳，则已。非脏腑之本有邪也。遂以补气升阳和中汤主之。黄 五钱，人参叁钱，炙甘草四钱，陈皮二钱，归身二钱，生草根一钱，去肾热，佛耳草四钱，白芍叁钱，草豆蔻一钱半，益阳退寒，黄柏一钱，酒洗除湿泄火，白术二钱，苍术钱半，除热调中，白茯苓一钱，除湿导火，泽泻一钱，用同上，升麻一钱，行阳明经，柴胡一钱。又父咀，每服叁钱，水二大盏，煎至一盏，去渣稍热服，早饭后午饭前服之，至八贴而愈。

　　——《名医类案·卷五》

　　【评述】金元时期，中医各种流派兴盛，学术走向思辨特色。本案中，理、法、芳、药、对症，丝丝剖析，分毫入扣。对于气虚麻木的机理作了深入阐释。同时，由于各流派风格的形成，其用药也体现出不同的规律。如李东垣提倡升补脾气的思想，其治疗中即大多贯穿着补气升阳的治法。这既是其独有特色，也可以说是其局限之处。

　　例四：明清时期

　　谢映庐剖病——细

　　家万生廷诏之子，春杪远归，头痛寒热，默默欲睡，医者不知风温之症当用清凉之法，误作伤寒之病，而以辛温之药，渐至神识昏迷，谵语不食，大便不通，小溲或遗，与水则啜一口，与粥亦啜一口，。延余两门人同治，汪生争用附子、干姜，陈生争用芒硝、大黄，两争莫决，急延余视，两生俱称脉象模糊，余诊亦然，及决齿视，舌白干刺，唇虽干而色稍淡，脉与证参，病邪不在脏腑，仅在叁焦。因谓汪生曰：尔以为诸虚乘寒，有神虚谵语之例耶，但舌不应干刺。又谓陈生曰：尔以为叁阳传经，有胃实谵语之条也，然舌色不应尽白。究竟温脏功腑，俱属偾事。盖此证乃风温热邪蒙蔽上焦气分，致令肺气痹极，古称郁冒者即此证也。但有入气入血之分，若入血分，则邪在膳中之内，此则仅入气分耳。夫肺主气，气阻血亦不行，故脉模糊，然亦重按触指，上焦不清，则包中之络脉蒙蔽，故神昏谵语也。浮障之邪，唯与轻清味淡之药，可得去也。汪生问：小便自遗如何？答曰：曷不闻肺与膀胱司气化，热甚而阴挺失职乎。陈生又问：大便不通如何？曰：肺与大肠相表里，且天气不布，地道亦阻之说，吾已讲明有素，何遽忘耶？两生愕然，促以疏方，拣用杏仁、杷叶、知母、通草、蒌皮、山栀皮、竺黄、灯草。药下安睡，大便果通。次早复视，能述病苦，再加琥珀镇心安神而安，仍以清肺药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