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中医养生学在“生气通天”的观念指导下，把人体看成是与天相应相通的，精气神三位一体的、以五脏为核心的有机整体。人的生命活动与天地大自然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二、顺应自然和主观能动作用

天地、四时、万物对人的生命活动都要产生影响，使人体产生生理或病理的反应。在这个自然界的大系统中要想求得自身平衡，首先是顺应自然规律，利用各种条件为自身服务。顺应自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遵循自然界正常的变化规律，二是慎防异常自然变化的影响。

顺应四时气候变化规律，是养生保健的重要环节。故《灵枢·本神》指出：“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僻邪不至，长生久视”，《吕氏春秋·尽数》亦指出：“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寿长焉”。这就是说，顺应自然规律并非被动的适应，而是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首先要掌握自然变化的规律，以期防御外邪的侵袭。因此，中医养生学的“天人相应”观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环境观念和生态观念的思想。它一方面强调适应自然，另一方面则强调天人相分，突出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古代哲学家最早揭示人的卓越位置的是老子。他在《道德经》中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荀子更进一步指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有义”，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标准。这是人类所特有的，所以人“最为天下贵”。《素问·宝命全形论》亦说：“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玉版》则指出：“人者，天地之镇也”。万物之中，只有人类最为宝贵，只有人类能够征服自然。它把《白虎通》听说的“天之为言镇也，居之理下，为人镇也”的观点做了明确的修正，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正是这种思想文化环境为养生实践提供了认识方法和思想基础。例如道教经典《太平经》反复论及重命养身、乐生恶死的主张。指出：“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壹生，不得重生也”，所以要珍惜生命。“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为此又提出了“自爱自好”的养生说，“人欲去凶而远害，得长寿者，本当保知自爱自好自亲，以此自养，乃可无凶害也”。只有通过自我养护和锻炼。才能得到长寿。应该承认，这是一种积极的养生观念。它与那种将生死寿夭归结为“天命”的观点比较起来，充满了可贵的奋斗精神，为中国养生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道家很多经典著作中，都提出修身养性、延年益寿为第一要旨的思想。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古代养生史上一个响亮的口号——“我命在我不在天”（《抱朴子内篇·黄白》）。强调生命之存亡、年寿之长短，不是决定于天命，而是取决于自身。这一口号包含着一种积极主动的人生态度，在养生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后世的养生家在这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主动进取的精神去探索和追求人类的健康长寿，争取把握自身生命自由的思想影响下，促使他们多方采撷、创造了许多养生方术，如食养、服气、外丹、内丹、房中术等。尽管有时走入歧途，但为探索延年益寿积累了一定经验。以人为核心的生态观念，有一个鲜明的思想特征。即，事实上，人不仅可以认识自然，更可以利用、改造、保护自然，建立起更加有利于健康长寿的自然环境，造福于人类。

三、人与社会的统一观

《内经》主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这里明确把天文、地理、人事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人不仅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是社会的一部分，不仅有自然属性，更重要的还有社会属性。人体和自然环境是辨证的统一，人体和社会环境也是辨证的统一。所谓社会环境，包括社会政治、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条件、劳动条件、卫生条件、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教育、家庭结交等各种社会联系。社会环境一方面供给人们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另一方面又形成和制约着人的心理活动，影响着人们生理和心理上的动态平衡。一旦人体——社会稳态失调，就可以导致疾病。因此，医学和疾病与社会状况有密切关系。

社会的各种因素都可以通过情绪的中介和机体功能的失调引起疾病。随着医学模式的演变，社会医学、心身医学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越来越显示出重视社会因素和心理保健对人类健康的重要性。当代社会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健康的标准有了新的改变，疾病谱也发生了变化。目前危害人类生命的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癌症和意外死亡（车祸、自杀等），这四项的死亡人数占全年死亡人数的80％以上。据国内外大量的资料分析说明，这些病的致病与死亡原因多与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密切把关，这充分说明人类的疾病和健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出现相应的变化。因为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社会的道德观念、经济状况、生活水平、生活方式、饮食起居、政治地位、人际关系等，都会对人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素质产生直接影响。就人类寿命而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增长。可见，防病保健并非单纯医学本身的问题，而是需要用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结合医学全面认识疾病，防治疾病，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