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治七年（1650 年），德籍耶稣会神父汤若望（字道未，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在宣武门利玛窦所建礼拜堂基址上修建南堂。两年后大堂建成，仍“按中国式样而造”。但“堂牖器饰，如其国制。”“内建亭池台榭，式仿西洋，极其工巧。”“堂前有大理古牌楼一座，……署有上赐‘钦宗天道’四金字。”
顺治十二所（1655年）皇帝赐地两位神甫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1606-1682）、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1609-1677），在王府井八面槽利用民宅设东堂。
东正教在北京设堂是1685 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在雅克萨城自卫反击战中俘虏了沙俄入侵者，因押来北京的59人中有一名司祭，康熙皇帝将他们驻地东直门内胡家园胡同的一座关帝庙拨作临时祈祷所，这即为北京人所称的“罗刹庙”或俄罗斯“北馆”。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后，沙俄教区将其命名为“圣尼古拉”教堂（又称“圣索菲亚”教堂，后改为“圣母安息”教堂），是为北京第一座东正教堂。
二、18世纪：发展期——中国传统样式转“洋风”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法国耶稣会士张诚、洪若、刘应奏请在皇城西安门内所建小堂基础上另赏隙地建盖大堂。康熙四十二年（1903年）“救世堂”——北堂的前身，在中海西畔蚕池口落成。
南堂在救世堂落成之时（1703年）开始重修，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完成，历时10年。“徐日升与闵明我予以改造，成为欧洲区”。这标志着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开始从中国传统样式向折衷主义“洋风”转化。
由于天主教在西方历史进程中代表了反对宗教改革的力量，利玛窦等所代表的远不是已蔚为主流的西方近代文化，他们东传的“西学”处处以不违背天主教教义为前提，不过是经基督教义陶治过的西洋学术，因而，自龙华民之后，对中国教徒祀孔祭祖的传统都不能容忍，导致了天主教在华陷入困境。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1775年耶稣会在罗马教皇取缔令下解散。自沙勿略1552年来华，在中国传教200年的天主教耶稣会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由于这时天主教以“西学”为传教工具，并帮助封建统治者铸造战炮；而明末和清初的统治者又需要火炮和历法，也还想借各种宗教维护其统治。所以，取缔天主教时紧时松，并不坚决。北京教堂建筑在18世纪仍进入发展期，并以从中国传统样式向折衷主义“洋风”转化为特征。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京师地震，南堂、东堂均被毁。
“康熙六十年（1721年），费隐以葡王斐迪南三世之款第二次重建南堂，利博明修士（Fr. F. Maggi）为建筑师，……此堂系当时欧洲盛行之巴罗克（Barogue）式。全部地基作十字形，长八十尺，宽四十五尺。教堂内部，赖立柱行列，分教堂顶格为三部，各部作穹窿形，若三艘下覆之船身。”
利博明同时为东堂重建进行了设计。
雍正元年（1723年）意大利人德理格（Teodoricus Pedrini，1670-1746）神父于京都西直门内大街南建西堂。
雍正八年（1730 年）京师地震，南、北二天主堂亦被损伤。南堂第三次重建，“堂之为屋圆而穹，如城门洞，而明爽异常。”乾隆四十年（1775年），南堂堂内火发，建筑尽毁，又进行第四次重建。重建后的新南堂“堂制狭以深实，正面向外，而宛若侧面；其顶如中国卷棚式，而覆以瓦；正面止启一门，窗则设于东西两壁之巅。……左右两砖楼夹堂而立，左贮天琴，……右圣母堂。”“其式准西洋为之。……其堂高数仞，凡三层，层层开窗，嵌以明瓦，渐高渐敛如覆舟形，圆而椭。”可知时南堂网络仍为巴洛克式。
至1785 年，北京有四天主堂。“一即北堂，在皇城内，与西安门相近，……二即南堂，在宣武门内，即利玛窦所居之处。后耶稣会士不属法国者，皆居其内。两经火灾，旋即重修如故；三即东堂，乃葡国之耶稣会士所居。此堂虽系西式，而甚卑矮，与北堂无异长仅七丈；四即西堂，乃遣使会士德理格所置，后献与传信德部，以居此部所差之司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