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5 年（康熙五十四年），俄国政府正式委派组成历史上第一个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驻在东江米巷（东交民巷）中由会同馆之“高丽馆”改设的俄罗斯“南馆”。 1727年（雍正五年）开始，这里成为专用的俄罗斯馆，“中国办理俄事大臣等帮助于俄馆盖庙。”1732年，北京传教士团在“南馆”建立了新的永久性教堂 ——“圣玛利亚”教堂（或称“奉献节”教堂）。
三、19世纪：延续期——“洋风”
随着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新教徒的传教活动大部分来自英国和美国，部分原因是由于新教徒高度集中在这两个国家。同样地，也由于工业革命给讲英语的世界带来了空前的财富和人们旺盛的活力。”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英国伦敦会派遣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来华。1830年（清道光十年），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oman，1801-1861）受美国公理会委任抵广州。此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相继进入中国南方口岸城市，卷入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旋涡，并开始扮演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
基督教传教士第四次大规模进入中国，是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分不开的。“1858年和1860年的中法条约使所有基督教徒在华传教的地拉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新条约为1860年以后传教运动的空前大发展提供了合法前提”。这造成了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在19世纪继续得以发展，进入延续期。此期间的基督教教堂建筑，以折衷主义“洋风”为特征。
1860年之前，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屡遭厄运：
嘉庆十二年（1807年）教会遭到清洗。先是东堂被焚，“大堂虽未焚坍，亦令拆毁，饬修士等尽移南堂居住。”嘉庆十六年（1811年）西堂被毁。道光七年，（1827年）借没北堂，“其大堂则令拆毁。”
1860 年10月25日，中法《北京条约》签订，中法《天津条约》互换，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廷归还救世堂。1864年，“孟主教复欲于旧北堂地基起建主教座位之大堂。有法人布里耶者，晓于工料，画堵为式。”1865年5月1日奠基，1866年1月1日落成。“此堂虽未建于原址，而堂之名称仍……为‘救世堂’。堂之格局乃照圣教第十三世之时样建成。”
法国遣使会教士谭微道（Jean Picrre Armand David，又译“达维德”，1826-1900）是著名博物学家，当时“于北堂创设博物馆一所。”人称“百鸟堂。”
1867年西堂重建。
1880 提开始重建东堂，1884年建成，为罗马式。“大堂计长二十二丈二尺，宽六丈余。高亦如之。堂内明柱计十六楹，每楹俱高五丈有余，径一尺六寸，皆系黑龙江运来之赤松，精坚胜任。堂内望板，皆作穹窿之形，彩绘尽致。堂中之正祭台，俱用意大利亚国拿波里府之五色珉古镌成。台前之短柱，皆以珐琅烧成，璀灿可观。……堂前钟楼三座。正中一座，至地高九丈有余。其正面圆牖框，与它牖各框，及其层檐，与檐下之方柱，皆大理石雕成。堂之全身，皆以上用之城砖砌成。每砖重可五、六十斤。堂前阶除，长阔相等，俱十丈有余。又起洋式大门一座，达于通衢。
1886年慈禧太后大规模修建西苑，将救世堂划入苑中，因此与法公使签订了《迁堂条款》，商定把救世堂迁到西什库。教堂迁到西什库后，人称“西什库教堂”，即为北堂。
北堂于1888 年12月建成，“北堂轮焕崇闳，可为中国第一。堂内之格局，乃照圣教会第十三世时起建大堂之式样而成。堂中明柱三十六楹，柱下础石皆汉白玉所成；柱顶俱镂菘菜叶形，玲珑可观。每柱计高四丈九尺，……柱皆四棱，面宽一尺八寸，皆美国运来之桧。柱之四面俱贴关圆细柱，约宽四、五寸，与大柱共撑穹窿。大柱桧以天蓝之色，细柱则涂以金屑。堂之正身，有双尖洞牖十二，高约三丈，蔽以五色烧花玻璃作坊所制。其正祭台三面单尖洞牖亦有十二，约高一丈五尺。蔽牖玻璃皆烧五色圣像，……大堂后面，建有耶稣苦难小堂，计长五丈有余，与大堂相通，间以玲珑隔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