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注册建筑师经验交流-对城市建筑的文化阅读（二）

　　近年来，北京市广建“金街”、“银街”，“中央商务区”，孜孜追求成为中国的“曼哈顿”、“华尔街”和“硅谷”时，作为文化中心的建设几乎淡不可闻。在这一建设高潮中，长安街东侧已经被港资为主的一批写字楼、商厦抢滩。而城市高度控制在旧城区则被全面突破，几无严肃性、权威性可言。这一事态并不是孤立的。类似的一例，是李嘉诚所属集团在福州市中心区进行的成片房地产开发，将拥有众多文物的著名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毁坏殆尽，面目全非。来源：www.examda.com
　　最早对“香港模式”表示担忧、发出警告的是被称为建筑界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建筑大师张开济。早在七十年代末，当火柴盒建筑刚刚出现、备受青睐时，他就指出“现代化不等于高层建筑”。当前，他主要是反对北京和内地在住宅建设上盲目仿效香港超高、超密的模式，兴建“塔楼+梅花桩”式的小区。高层住宅由于造价高、使用系数低、能源消耗大、经常费用高，朝向问题造成大量“阳光贫困户”，以及不利于老人、儿童户外活动和邻里交往等诸多问题，在许多国家已被控制和禁止建设，一些国家则正在拆除几十年前建造的此类建筑。他认为比较可行的是用“多层、高密度”替代“高层、高密度”。
　　一些高层建筑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在我国土地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大规模解决住房问题的必然选择，日本、香港均是在这一压力之下选择了这一模式，并以令人窒息的密集高层住宅群换取了较为疏朗的整体生存环境。但正如识者所言，超高、超密的香港模式并不是某种建设理念的产物，而是前港英政府在住房问题上任由市场力量主宰，爆炒地价至离奇的程度，房地产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产物。它损害的，正是大多数普通市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利益（详见1998年9月2日、9月9日、10月7日《北京青年报》讨论文章）。
　　这恐怕是当下正在中国发生，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城市建设为房地产开发浪潮所牵引，不受制约的商业化正在成为主宰城市命运的决定性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持不同民族、国家城市建筑风格的任务更为复杂艰巨。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称，目前有十家左右美国的跨国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操纵世界建筑市场，以跨国资本为后盾的文化中心则在制造和输出各种建筑理论和流行风格，这一现象已引起国际建筑协会的高度重视。　　自然，知识分子的意见很难改变什么。玻璃幕墙高楼仍然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各地推进。在云南边城丽江，兴建起了类似希尔顿饭店那样的华丽大厦。西湖之滨早已高楼林立，新建的杭州市政府大厦，被市民诟病为“削尖脑袋，挖空心思，两面三刀，歪门邪道”。适值世纪之交，城市之间对高度的竞争又增加新的动力━兴建“跨世纪的标志性建筑”。据称，福州市将建一座主楼高306米、88层的摩天大楼，主体建筑由金银两色的玻璃幕墙组成，总投资20多亿，高度为福建第一，全国第三。而上海浦东在新竣工的金茂大厦附近，又将建设一座更高的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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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上海以“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自诩和骄傲时，它标识的是城市之间的另一场竞争━速度之争。每一个城市的领导者都惟恐变化太小、变得太慢，落在人后，因为领导人的任期是短暂的。以北京为例，近年来仅住宅建设的速度，即达到每年竣工800多万平方米。为了加快速度，采用的是用推土机开路、大拆大建的成片土地开发的模式。许多有数百年历史的文化遗迹、胡同和老房子，甚至未及甄别、鉴定便被夷为平地。当张开济等建筑和文物专家呼吁北京城市建设应放慢速度，以为文物保护留下必要的时间时，建设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了，并且将开发的权力下放到各区，鼓励各区之间开展速度的竞赛。
　　当社会向市场化、世俗化转变之时，建筑从过去更为重视具有恒久价值的审美感受、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力量、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威，以及精英阶层的文化趣味，转为重视和强调现实的功利、即时需要、时尚潮流等等。权力的结构也发生了转移，从建筑和文化精英控制转为纯粹的商业操作。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放弃了其应有的职责，成为房地产商的合伙人。新的工作机制于是成为“规划听领导的，领导听老板的”。这种不甚健康的商业化，必然意味着历史传统文化的流失和建筑精英文化旁落，意味着城市的平庸化、低俗化、麦当劳化。一座座失去记忆的城市被大量复制，一批批速成、单调的建筑迅速填充着城市的空间，粗暴地改变着人们的视觉。在新人类的词典中，“广场”不再是巨大的政治和物理空间，而只是建筑物的前庭路口：“花园”是楼旁狭窄的绿化带，“森林”则是郊外草木稀疏的苗圃。“世界公园”式谐谑、游戏的建筑，假冒的明清建筑和仿欧洲古典建筑纷纷出笼，加入着世纪末大众文化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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