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注册建筑师经验交流-对城市建筑的文化阅读（二）

　　大众的流行文化和社会心理鲜明地积淀在城市建筑上。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东部的中小城市、城镇和广大农村，不变的时尚是磁砖贴面、蓝玻璃的现代建筑。它为什么会如此深入人心、广为流行而且经久不衰，当成为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课题。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建筑时尚则经历了火柴盒式的高层建筑、高楼大厦+小亭子、摩天大楼+玻璃幕墙，以及仿欧洲古典建筑等不同的阶段。许多人到了欧洲之后，只见绿树掩映中的小楼而难觅高楼，不禁怅然若失，不知究竟谁更现代化。
　　欧陆风情不可阻挡地成为最新的流行。当上海含情脉脉地重温其晚近的这一小传统时，各个城市则由娱乐场所大力张扬这一最新时尚。形形色色的娱乐城无不装饰着罗马式的柱廊，以及比例失调的西洋裸女雕塑。直接请法国建筑师设计成为最酷的豪举。北京王府井的步行街和上海南京路的步行街均出自法国人之手，在建筑风格乃至建筑材料上都十分相似。当你在王府井行走，正如在建国门的街头漫步，经常会产生不知身在何处、时空倒错的感觉。
　　法国建筑师在北京的最新成就是备受争议的国家大剧院。由于它的复杂功能和在天安门广场一侧的特殊位置，其入选方案举国瞩目。它最终被擅长机场设计的法国建筑师安德鲁设计成浮在水面之上、银光闪闪的巨大金属半球，被北京人称为“大水泡”。作为北京市最独特的另类建筑，它因其后现代风格、建筑功能不甚合理和极其高昂的造价，遭到了科学家、建筑师的强烈抵制。有趣的说法之一，是法国人总算报了贝聿铭在卢浮宫前建玻璃金字塔的一箭之仇。的确，不论我们喜欢与否，它横陈在首都的中心和世纪交替的时点上，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一个强烈的象征，宣告着老北京文化的消解、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和情感的终结，宣告着多元文化、异质文化融合的时期到来。
　　另一种疑问是这样的：北京目前并不算很多的文化设施、演出场所得到充分利用了吗？北京究竟能为国家大剧院提供多少高水平的演出？十分巧合的是，广州市拟建的大剧院因其耗资巨大，在务实的人大代表的质询下终告流产。这一提问的价值在于它触及了城市现代化的本质。对城市这个“文化的容器”，归根到底，其中有没有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城市的现代性最终是由其文化软件制约和说明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北京和上海的区别，比它们在城市建筑上表现出的更为重大。
　　十字路口的城市
　　城市社会的真正内涵，是市民的交往空间、共同文化、政治生活的形成和扩大。市民文化成为城市社会的一个恰当度量。
　　正是在上海的淮海路、衡山路，令人体味了街道的人间尺度和城市的人间情怀。充满人道的街道的特征之一，是马路两侧的绿树可以热烈地相互交接。接续了昔日茶馆、咖啡馆的传统，上海街头遍布的红茶馆再次成为老百姓的生活空间，在那里年轻人和工薪族可以放松地打牌、聊天。生活就在此处。那也曾是老北京生活的况味。然而，北京的茶馆自几十年前消匿之后，成为了话剧舞台上的保留节目。当它重返人间时，却成为向洋人展销京味的旅游场所，或者台湾人开办的高消费去处，在那里，我看见过白领在下围棋。类似地，毗邻使馆区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明确成为外国人的社交场所、北京的高级白领和文化另类的身份认证处。
　　广场的处境是另一个说明。当群众性政治集会的功能消亡之后，天安门广场便越来越因缺乏实际功用而显得大而无当和无所适从。在这片干燥、炎热、坚硬和广阔的场地上，人依然渺小且坐立不宁，难以解决各种日常的需要。上海的人民广场则迅速完成了转型，用博物馆和歌剧院标榜文化中心的形象，用商场、绿地和广场鸽使之成为市民休闲、购物的实用场所，消解了体制文化的传统象征。然而，精明强干的政府在它巨细无余的管理中，也消解着另一种可能性。整洁干净的上海，既没有北京那样的遍地流民、猖獗的盗版，也没有北京那样丰富活泼的体制外文化空间；既没有浙江村，也没有中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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