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百万”的朴素经济学原理

1988年3月28日，“杨百万”(原名杨怀定)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他从工厂辞职的，把自己的铁饭碗扔下之后，在家里躺了两个礼拜，琢磨该干哪一行。

在杨百万的记忆中，那两周他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看报纸——他订了市场上所有能买到的报纸，一共73张。在当年4月初的一天，一条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1988年4月21日，中国将开放国库券交易。

“我看过电影《子夜》，只要有证券交易，就有高低价。虽然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但证券交易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只要存在，就一定会有高有低……”杨百万称，当时他就“傻”想，或许能从差价中赚上一笔。

在首个交易日，杨百万，不，是杨怀定，拿着两万元钱到了交易所，站在交易所的门口，他算了一笔账：国库券1985年的开盘价104元， 利息率15%，如果2万元全部买下，一年就有3000元。

“当时存在银行的利率是5.4%，全年利息1080元。那多出来的近2000元，早已超出我在工 厂的工资。”于是他把所有的钱都买了国库券。

“买是买了，但是心里忐忑不安，害怕跌。下午就迫不及待地跑去交易所看行情，一看，发现涨到112元了，我赶紧卖了，赚了800 元。”一年的工资到手了，杨怀定心放宽了些，又开始突发奇想：如果我能把104元的国库券买回来，再以112元的价格卖出去，不就可以赚钱了吗？由于当时 全国有7个城市都开放了国库券交易，杨怀定决定要打听一下其他城市的行情。

“但是那时候国库券行情属于国家机密，但当天的《解放日报》报道了上海的开盘价 和收盘价，依此类推，各地的党报一定会报当地的行情。”杨怀定立即跑到了上海图书馆，翻看全国各地的党报，终于查到，安徽合肥当日国库券开盘价94元，收盘价98元。

连夜去合肥！一个来回，20000元的本钱一下子变成了22000多元。跑了几次以后，杨怀定决定借钱，在把所有亲朋好友的钱都借了之后，他手头有了14万元现金，开始背着更多的钱往返于合肥和上海之间。随着投入的钱越来越多，杨怀定每一次往返所赚的钱也越来越多。

“那时候只有10元面值的人民币，而且没有点钞机，我们哗啦哗啦地数钱，真的数到手抽筋，而且神经高度刺激。当时我吃4粒安眠药，晚上也只能睡两个小时。钱的力量太大了！”而通过这种蚂蚁搬家的方式，一年之间，杨怀定变成了杨百万。

杨百万的成功，源自当时特殊的国债市场体系。就像他“发现”的一样，全国有7个地区有国库券，而且每个地区自成一个市场，交易价格不同。与此同时，这几个市场的国库券却是同一个品种，而且是纸质的，可以互相交换流通。

杨百万在这样的市场基础上，将自己从安慰“收购”来的国库券，转卖到上海市场。这一来一回的差价，让他在流动中赚了个盆满钵满。可谓经典一役。

“分割”型市场导致债券价不同

时光转到今天。即便是同一款国债(可上市交易的记账式品种)，因为上市交易场所不同，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国家上市国债的交易场所有三，分别是上海证交所、深圳证交所、银行间市场。同时，银行类金融机构不可以参与证交所的记账式国债交易，只能在银行见市场买进卖出。

随意看一款记账式国债的行情走势。比如我们拿2004年4月30日发行、上市的当年第三期记账式国债为例，在沪市被标注为国债010403，在深市被标注为国债1004[0.00 0.00%]03，其交易模式与股票、封闭式基金相同，都是只要有足额资金，输入代码及相关指令，就可以买入卖出该债券。

通过图1、图2，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虽然是同一款债券，但因为被分割在沪、深两个市场，资金不能互相流动，债券不能自由转移，投资者不能自由跨市场交易，因此两边的价格走势是不一样的。

大致来看，因为沪交所的参与机构和资金较多，交易较为活跃，流动性较好，而深交所的国债市场较为消沉，同一品种，同一时间内，大部分时间都是上交所的价格稍高些，深交所的价格稍低些。当然因为市场不仅仅是流动性的问题，还有别的因素影响，也不会完全符合这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