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化伴随的是城市的边界不断扩张。低密度独栋住宅的连绵开发使得城市摊大饼似的向周围蔓延，近郊盖满了就向远郊延伸。与此同时，由于有置产能力的中产阶级都跑了，城市中心区就进一步的破败。到了1980年，在美国所有中心城市中，黑人占了总人口的22％，而在这些城市的郊区，黑人只占5％。在特大工业城市中，黑人的比例往往更高。如芝加哥为40％，底特律63％。因此，所谓的郊区化其实是白人的郊区化，是中产阶级白人为了逃离“被黑人占领了的城市”而向郊区进行的大迁徙。而城市蔓延的结果是，对于新购屋的小中产阶级的白人年轻夫妇而言，他们的所得水平将只能支付远在300公里之外的区位。
经历数十年的发展，随着城市中心区的衰颓和中产阶级对郊区生活习惯与偏好的定型，郊区化已经成为美国城市空间发展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房地产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公寓式住宅（condominium）与出租住宅也开始在城郊出现，进一步改变了郊区的空间形式与社会结构。今天，郊区已经不只是城区的附属，也不仅仅作为城市中心“卧室”的角色存在。郊区提供了70％的新工作机会，城市中心区则只提供了30％。郊区吃掉了城区。低密度和分散的办公、生活空间连绵不断地在都会区周围扩张，“城市的蔓延”（urban sprawl）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形式。
多年来美国各界对郊区化有各种各样的反省。首先，低密度的城市蔓延其实是对土地低效的利用。反城市的、向往自然的郊区化过程却正是违反环保原则的。它不但造成土地资源和各种基础设施的浪费，增加了通勤成本和空气污染，也造成郊区绿化带和自然景观的快速流失。近几年来，环保观念已经成为富裕社会里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一部分。在一份问卷调查中，城市蔓延已经超越治安和教育，成为美国人最关心的议题。许多地区因此开始有了反对增长的声浪。反对城市摊大饼的扩张应该是好事，但环保大旗其实也联系着中产阶级的自利心态——维护好环境，才能维护好生活品质，以及房地产的价值。反增长意味住房供应的减少，不利于解决中低收入和新移民的住房需求。终究，城市的发展对带动地方经济，解决大多数人就业和居住问题是必要的，美国的规划和建筑界因此开始探讨如何让城市以比较符合环保的原则“聪明增长”（smart growth）。如西海岸的波特兰（Portland）就制定了比较严格的控制政策，以建立绿化隔离带和禁建等手段扼止城市无序的蔓延。而作为房屋供应商联盟的全国住房开发协会（NAHB），也公布了他们支持“聪明增长”的声明，呼吁改革单一功能的土地分区规划（zoning）制度，转向比较有弹性的、功能混合的土地开发；提高住房兴建的密度，舍独门独院的单栋住宅而取复合式的公寓住宅集群；在同一开发项目中推出多种价位的户型，促成不同收入家庭的混居，而非区隔；重新正视邻里（neighborhood）单元，在设计上强调可步行的空间、社区中心和公共空间的提供。这些强调提高密度和重建邻里的设计原则又成为“新都市主义”（new urbanism）， 它正在全美各地被实验着。可惜的是，在大多情况下落入对形式主义的追逐，沦为地产商推出的一种新的时尚商品，失去了早年在社区运动土壤中提出都市新价值观的反省性意义。
居住空间所承载的社会关系还是微观的政治斗争场域。刺激20世纪60年代后所谓“第二波妇女运动”萌芽的导火线正是郊区化。美国第一波的女权运动始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对投票权的争取。众所周知，在美国独立建国之初建立的民主制度中，所谓的“人人生而平等”、“一人一票”里的“人”并未包括女人和黑人。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美国女性至1920年才得到投票权（英国则是1928年）。但取得法律平等地位的女性发现自己的社会角色并没有多大的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填补男人上战场所留下的空缺，美国政府曾大张旗鼓地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生产，甚至是进入最粗重的军工产业。但战后，为了消化众多回乡战土的就业问题，战时头顶半边天的女性又被赶回家庭。尤其在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以郊区独户住宅和小汽车共同编织的新的美国梦中，家庭城堡中的女主人往往变成了专职主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