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项发现是，幸福的人们感到他们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通过主动确定具有挑战性和可以实现的目标，我们就可以获得控制的感觉。由于最终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控制，因此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什么是我们可以控制和无法控制的；要形成一种灵活性，平静地接受未预期到的变化；要把我们的精力集中于实现我们可以实现的目标上。
最后，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是，通过对抗人类的自然倾向和完全适应自己的环境，人们可以增强幸福感。一个有趣的实际建议是坚持写“感激日记”，在其中你列举那些你感激的经历和事情。类似感激日记的方法可以帮助人们对其生活中的幸运方面保持清醒，消除人类在一段时间后将这些事情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然倾向。
幸福感对决策者也有影响
幸福感的研究不仅对个人有用，对决策者也有影响。其中之一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目标虽然不是唯一恰当的目标，但确实是值得追求的。平均地讲，富裕国家的居民报告了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们一般更加健康，有更多闲暇时间追求自己的嗜好或具有更多社会活动，有更多有趣的工作等。
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除收入外还有很多因素可以增加富裕的感受。例如，社会交流对个人的幸福感似乎非常重要。这一观点的一个应用是加拿大的一项计划。根据该计划，接受就业保险或收入资助的人们需要从事社区发展的工作，而且有机会建立一个社会网络。失业是令人沮丧的，不仅仅是因为失去了收入，而且是因为感受到失去了控制和自我价值的降低。但与那些没有参加这类活动的人相比，参与社区开发工作的人们报告了较高满意度。其他研究可以说明不同于传统失业保险计划的替代方法的有效性。
更一般地讲，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应当关注家庭和社区的缓解作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好的经济政策应当鼓励和支持稳定的家庭和促进公民义务的参与度。为了帮助人们感受到对其命运的控制，政策应当尊重个人、家庭和社区的自主权，在可能的情况下，使他们可以自主决策，因为研究结果表明，个人自由可以增加生活满意度。
尽管收入可以增加富裕程度，但幸福经济学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可以纠正经济学家只重视社会福利的物质要素（如GDP）。GDP本身不是政策的最终目标，就如同收入的增加可能并不是你更换工作的一个充分理由。找到一个度量人类福利的更广义指标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但并非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联合国已经出版《人类发展报告》20年了，而且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一直在从事一个研究社会进步的综合项目，以确保经济政策关注改善人类的广义福利。
即使GDP或收入不应当成为我们奋斗的唯一目标，但我们还可以再前进一步，认识到幸福本身也不应当是我们的唯一目标，至少从该术语与短期而不是永久性感觉和情绪相关的角度讲是这样。请记住我在开始时区分了幸福与生活满意度。幸福仅是广泛和较长期生活满意度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仅仅是我们的选择和环境如何决定我们的生活状况的一个指标。我想起了一个有关阿尔伯汉·林肯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在一个雨夜林肯和一个朋友乘坐一辆马车。在行进中林肯告诉他的朋友，他相信经济学家称之为效用最大化理论或行为，即人们总是在努力使其幸福最大化，没有其他原因。恰在这时，马车经过了一座桥，林肯看到了一头猪陷在河边的泥地里。林肯告诉马车夫停车，并冒雨救出这头猪，将其放到安全的地方。当浑身是泥的林肯回到车上时，他的朋友指出他恰恰否认了自己的幸福观，因为你为了救一头猪而使自己陷入很大麻烦和不舒适之中。“完全不是”，林肯说，“我所做的事情完全与我的理论一致。如果我不救这头猪，我会感到非常不舒服”。
这个故事说明，有些时候，幸福就是告诉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的自然方法。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根据同样的理由，幸福的短暂感受并不总是说明我们正确的可靠指标。生活满意度最终不仅仅涉及幸福感。有时，不同的选择可以开启未来机遇的大门，而且短期的痛苦可以换取长期的收获。同样重要的是，满意度涉及某种道德框架，所有人都需要有这样一种框架。在短期内，做有道德的事情可能会使你感觉良好或不幸福。但在长期内，关键是要有一种非常平衡和感到满意的生活。 |
